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鸟尽弓藏】
每一次动荡都是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。在凶险的政治博弈中，各方势力轮番登场，互相角力，互有胜负得失。唯有一个人始终躲在幕后。跟他相比，台前的所有角色都是木偶，只有他是真人不露相的提线人。
这个幕后大佬就是宦官田令孜。
田令孜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，他是皇帝最宠信的宦官，他是皇帝的干爹。唐僖宗是他在这场政治游戏中的马甲，小号。
京师收复前后，田令孜不断地在唐僖宗面前吹耳边风，鼓吹自己的功绩，比如劝唐僖宗幸蜀、安全转运了先帝灵位……
唐僖宗肯定了田令孜的功劳，也给了相应地奖赏。但不管怎么狡辩，田令孜顶多是有保驾之功，而长安的收复之功无论如何也落不到田令孜头上。
那么收复之功怎么论呢？总司令王铎，副总司令崔安潜，总监军宦官杨复光，以及各路藩镇将帅。
田令孜老谋深算，权衡利弊之后，认为功劳落在宦官集团总比落在文官集团要好，于是极力鼓吹杨复光的功劳，而贬低王铎等人。
长安刚刚被收复，就以“讨贼无功”为由将总司令王铎、副总司令崔安潜等人罢免。
收复了长安，打跑了黄巢，总司令竟然“讨贼无功”。“尔功何有”的康承训应该会心一笑。
对此，田令孜有他合理的解释。长安是被李克用收复的。李克用有收复之功，而杨复光有举荐之功。
于是，也就有了杨复光的那篇告捷奏章，杨复光与田令孜这两个宦官一唱一和、一外一内，把李克用包装成了解放长安的大英雄。
其实在宦官势力内部，田令孜与杨复光是有利害冲突的，“田派”与“杨派”的争斗由来已久，在未来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
田令孜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，不惜主动取悦杨复光，与之组成宦官统一战线，也算是目光长远、有大局思维的无耻之徒了。
并且在封赏方面，田令孜也是下了苦功夫的，虽“以复光功第一”，却“薄其赏”，杨复光获得的赏赐是：开府仪同三司，同华制置使，封弘农郡公，赐号“资忠辉武匡国平难功臣”。几乎全是类似“优秀班干部”、“三红旗手”、劳动模范……之类的荣誉称号。
而在扳倒宰相王铎之前，田令孜已经扳倒了宰相郑畋和宰相郑从谠。
郑畋和郑从谠的功劳，在《旧唐书中有明确记载：“广明首唱仗义，断贼首尾，逆徒名为‘二郑’。国威复振，二儒帅之功也。”
这是盖棺定论，“国威复振，二儒帅之功”。然而这两人的遭遇同样令人唏嘘。
《新唐书也明确指出，如果没有郑畋，僖宗早就死了微畋，天子几殆。僖宗皇帝在“龙尾坡大捷”之后，也发出感慨，说“愚蠢限制了朕的想象朕知畋不尽，儒者之勇乃尔！”
郑畋铁面无私，秉公执法，被田令孜视为眼中钉。
田令孜打算借护驾回鸾之际，活动活动关系，把自己的一个爪牙安插进朝中，被郑畋拒绝。而发动“凤翔兵变”驱逐郑畋的李昌言也担心郑畋算后账。于是，田令孜就暗中唆使李昌言威胁朝廷，逼迫朝廷罢免郑畋并将之外放、勒令退休。
僖宗左右为难。
郑畋识大体、知进退，主动找到僖宗，表示自己愿意主动辞职，以免激化朝廷与关西军阀之间的矛盾。
于是，郑畋交出一切实权，退休养老，不久之后病逝，享年63岁。
我有个大胆的猜想：也许“凤翔兵变”从一开始就是田令孜作祟。即便不是田令孜的主谋，那李昌言兵变驱逐郑畋，也恰好符合田令孜的利益，田令孜在事后也少不了主动帮李昌言擦屁股。
郑从谠的悲惨遭遇就更与田令孜脱不了干系。
郑从谠出镇河东，平定了沙陀李国昌、李克用的叛乱，将他们一举赶进北方鞑靼部落，稳定了河东地区，功勋显著。
田令孜却从中吹毛求疵，找出了郑从谠的两大“罪状”——组建“小朝廷”；执法不明。
郑从谠赴镇之初，得到了“自辟将佐”的特权，也就是允许他自募团队，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局。这是合情合理的，也并非个例，例如郑畋同样有“便宜行事”的特权，王铎挂帅收复长安时也有该项特权。
郑从谠组建的幕僚集团中，人才济济，其中就有大唐开国元勋刘政会的七世孙刘崇龟、刘崇鲁。
田令孜就指使手下制造舆论，捧杀郑从谠，将郑从谠的团队美誉为“小朝廷”。表面上是夸赞他们能人辈出、卧虎藏龙，实际上是往沟里带他，阴损毒辣。
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大唐天子治下，哪里会容忍“小朝廷”？
另外，前任河东节度使康传圭死于兵变，而郑从谠不但将参与兵变的将领张彦球赦免，还重用他。
事实证明，郑从谠是对的。张彦球有勇有谋，是个难得的将才，发动兵变并非出自本意。张彦球感恩郑从谠的不杀之恩，从此竭忠尽智，屡立战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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