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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符元年74，唐僖宗新登大宝。年底，长垣今河南高官垣县民变，变民首领叫王仙芝。这场民变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，与汉末的“黄巾起义”一样，它将唐王朝带进了坟墓。
这次民变持续十年之久，波及帝国半壁江山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农民起义之一。
而纵观起义终始，其领导人的智慧也未见得多么高深，他们的“成功”更多是来自敌人的衬托。他们被时代选中，被时势造就。
与其他民变、起义的群众基础相类似，山东、河南、安徽一带连年遭受自然灾害，水灾、旱灾、蝗灾此起彼伏，这是客观原因，不得不承认；
地方官员为了粉饰政绩，瞒报灾情，还增加税收，编造盛世繁荣景象，作为自己升官的政绩，而把农民逼上绝路；
从“银刀卒”到“庞勋之乱”，其残余势力始终没有被彻底清剿，他们一直扮演着群盗流寇的角色，在这一带活动；
在王仙芝起事之前，徐州一带就已经有成群结队的盗匪掠夺民间财产，而州县无力制服；
以上是民变能够快速壮大的主要社会因素。占了“人和”。
本次民变爆发地点和早期的活动范围，是长垣、濮州、曹州一带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四省交界的地区，在当时也是天平军、感化军原武宁军、宣武军、义成军、魏博军等辖区边境交界处，“三不管”地带，这是起义军迅速壮大的地理因素。占了“地利”。
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“天时”：南诏二次入侵西川。
这一个原因乍一看是竿子打不着的关系，一个在今天的四川，一个在今天的山东，跨着大半个中国。
这就对了，恰恰是因为距离远。
南诏二次入侵西川，逼近成都，朝廷把“南诏克星”高骈紧急调往西川。高骈，时任天平军节度使，天平军总部在郓州，今天的山东省东平县。
天平军的精兵勇将奉诏随高骈入川。天平军辖境出现了武装力量的真空，成为民变在初期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。
历史总是那么诙谐顽皮，这次民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索，还真不是什么“官逼民反”，相反，是一次合法的、正义的执法行动——缉私。
自春秋时齐国的管仲进行改革，推行“官山海”以来，历代王朝都对盐铁等重要战略物资进行国家垄断经营，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历代均有类似“盐铁专营”的机构和官员，来保证官府对盐铁贸易的绝对垄断。
唐朝也不例外，特别是晚唐时期，盐铁专卖的利润几乎支撑起全国一半的财政收入，成为大唐帝国的命根子。
铁矿的开采、冶炼和锻造，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玩儿得转的。而盐就不同了，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和设备上的门槛，甚至没有资金的要求，舀一瓢海水，晒干了，就能卖钱。
门槛低、操作简单，而其中的暴利，又实在令人眼馋。当时朝廷的盐利在900%左右，一块钱成本，卖十块钱，还不存在竞争对手。
“只要有10的利润，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；有20，就会活泼起来；有50，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；有100%，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；有300，就会使人不怕犯罪，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。”——《资本论第一卷
三倍的利润就可以无视死罪了，何况是九倍。
在封建时期“盐铁专卖”的制度下，一个古老的职业始终如影随形——贩私盐。
对于胆敢乱动“盐铁专卖”这个命根子的私盐贩子，朝廷自然要给予最严厉的处罚——死刑。甚至要实行“连坐”。
以唐朝法律为例：私自盗卖一斗以上者，杖背；一石者，处死；没收其贩运所用车马；为其犯罪违法行为提供场地支持仓库房东的，同样被治罪。地方官员有义务稽查境内私盐，如漏查一石以上者，罚俸禄，如搜出一斗者，赏千钱。辖境内如一个月内发生两起贩私盐案，县令被撤职；发生十次，刺史被罚俸；十次以上，观察使被处罚。
即便面临严厉的刑罚，但在巨额的利润面前，历朝历代都有人顶风作案。比如我们熟知的隋末唐初的风云人物——程咬金。
“贩私盐”的特点是门槛低、高利润、高风险……所以要想从事这个行业，单打独斗是不行的，一般来说都是有组织犯罪集团——盐帮。一面要躲避朝廷的稽查搜捕，另一面还要与其他私盐贩子抢地盘、争斗，也就是“黑吃黑”。
各方面都与今日的贩毒集团高度吻合。
唐末，也有民间资本合法地参与官府的盐铁专卖。其模式就是官府把官盐批发给分包商，再由分包商零售给终端客户。官府吃肉，分包商喝汤。
比如黄巢，他们家世代从事官盐分包业务。
这种分包业务本身的利润是很低的，通常情况下，分包商是借用官府颁发的营业执照，从事贩私盐的勾当，把私盐充作官盐卖，以牟取暴利，也就是将“贩私盐”合法化，其实质是走私加偷税漏税。
这是行业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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